适者降临
颠覆主流达尔文进化论,揭示自然界的进化智慧,阐释现代技术视角下的进化动力和起源。 畅销书《人体的故事》作者丹尼尔·利伯曼,科技史学家乔治·戴森,科普作家马特·里德利鼎力推荐!
  • 作者:安德烈亚斯·瓦格纳
  • 定价:72.90
  • ISBN:9787213086168
  • 出版时间:2018年02月
  • 字数: 20.7万装帧: 平装印次: 1开本: 16
  • 媒体推荐

    瓦格纳这本迷人又讨人喜欢的书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,窥探到进化的秘密。他的洞见会给你带来连连惊喜,对你展开深入思考大有裨益。

    ——丹尼尔·利伯曼

    进化生物学家,哈佛大学教授,畅销书《人体的故事》作者


    如果说还有什么比“智慧的进化”更具有争议性的话,那应该就是“进化的智慧”了。瓦格纳在《适者降临》这本书中展示的自上而下的生物进化智慧权*、新颖,引人注目,令人印象深刻。

    ——乔治·戴森

    科技史学家,非虚构类图书作家,畅销书《图灵的大教堂》作者


    《适者降临》用令人惊艳的文笔阐述了当前新的科学洞见。它的独到之处在于,书中阐释了一些颠覆性的观点,并将其与经典理论相结合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它提出了“基因型网络”这一概念。在不干扰代谢通路的前提下,我们可以有数千种备选方案改造基因型网络。这几乎解答了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:自然选择本身并不是新性状的源泉。

    ——马特·里德利

    科普作家,畅销书《理性乐观派》作者


  • 编辑推荐

    《适者降临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曾为人所知的进化世界,让人大开眼界,进一步窥探到进化的秘密!

    如果说还有什么比“智慧的进化”更具有争议性的话,那就是“进化的智慧”,《适者降临》中展示的自上而下的生物进化智慧引人注目,令人印象深刻!

    进化生物学家、畅销书《人体的故事》作者丹尼尔?利伯曼,科技史学家、畅销书《图灵的大教堂》作者乔治?戴森,科普作家、畅销书《理性乐观派》作者马特?里德利鼎力推荐!


  • 内容简介

    《适者降临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曾为人所知的进化世界。借助现代技术的力量,我们得以深入遗传密码的腹地,探索生命进化的遗传机制与前沿阵地!

    关于达尔文进化论没能解释的进化谜题,在《适者降临》中都可以给你答案!

    生命起源于何处吗?

    更好、更强的适者从何而来?

    大自然如何无中生有,如何创新?

    生命到底是如何从简单的形式进化出了如此高的复杂性?

    驱动生命拓展前沿阵地的引擎是什么?


  • 作者简介

    [安德烈亚斯·瓦格纳]


    维也纳大学生物学学士,耶鲁大学博士。

    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,圣塔菲研究所客座教授。

    2011年被评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成员,2014年被评选为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成员。


  • 内文详情

    萨莉·加德纳(Sallie Gardner)可以算作世界上首位电影明星。1878年,年仅6岁的“她”以惊艳的银幕处女秀宣告了电影的诞生。出生于英国的摄影师埃德沃德·迈布里奇(Eadweard Muybridge)想要解决一个当时让不少人都夜不能寐的问题:一匹奔马的四条腿会不会在某一刻全部离开地面?现在我们知道,答案是肯定的。而当时迈布里奇在马奔跑的路径上设置了24台摄像机,把一匹马飞奔而过的一系列照片用诡盘投影机放映,萨莉就是那匹被拍摄的马。迈布里奇拍摄的布满噪点、镜头严重抖动的默片时长仅有一秒钟,这和21世纪初我们司空见惯的高清立体声环绕电影简直天差地别。然而从迈布里奇的片子发展到现代电影只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,并没有比达尔文发表的《物种起源》差多少。后者只比萨莉的亮相早了19年。

    在那个世纪里,生物学领域的变迁甚至比电影技术更加剧烈。生物学革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,如果是达尔文面对这些新图景,恐怕他的感受就像穴居人面对着浩瀚的宇宙。新的知识帮助我们解答了一个有关进化论的重要问题,一个达尔文和他之后的科学家都无法回答,甚至无法触及的问题:更好、更强的适者从何而来?生命起源于何处?大自然如何能无中生有?

    看到这里你可能不禁会疑惑,意识到生物可以进化并解释这种进化的发生原理,难道不正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伟大之处吗?不正是达尔文留给后人的财富吗?是,但也不是。毋庸置疑,达尔文的理论是那个时代乃至人类历史上杰出的学术成就。但生物进化的秘密远不止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所探讨的问题。事实上,达尔文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有关生物进化核心的问题,更遑论解决。要说明来龙去脉,我们先要看看达尔文在提出进化论的时候知道些什么、不知道些什么,他的进化论中又有哪些观点是走在时代前面的,而哪些不是。继而我们就会理解,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,我们才开始探讨“生命到底如何起源”这个问题。

    人类早在达尔文生活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生物的进化现象。2500多年前,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(Anaximander)——“日心说”的祖师爷,认为人是由鱼变来的。14世纪的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·赫勒敦(Ibn Khaldun)则认为,生命会沿着从矿物到植物再到动物的顺序发生演变。许多年之后,19世纪的法国解剖学家艾蒂安·若弗瓦鲁·圣伊莱儿(Etienne Geoffroy Saint-Hilaire)根据爬行动物的化石总结出,生物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。1850年,就在达尔文出版《物种起源》的9年前,维也纳植物学家弗朗兹·昂格尔(Franz Unger)提出,所有植物都是藻类的后代。另外,法国动物学家让-巴蒂斯特·拉马克(Jean-Baptiste Lamarck)则坚持,生物进化的动力来自“用进废退”。

    这些早期的学者似乎都预见到了生物进化的存在,然而,只要你稍微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些理论中的不实之处。比如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人初藏于鱼腹,待到孕育成熟,遂破鱼腹而出,诞于世间。这些与现今科学完全相悖的信条,在达尔文的时代依然大行其道。唯有一个观点受到了从古希腊到拉马克时代众多科学家的追捧:低等生物是由自然界的非生命物质自发生成的,比如湿泥巴。

    在达尔文时代来临之前,进化理论已经拥有了众多支持者,当然反对的声浪也同样喧嚣。我所说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与当今“年轻地球创造论”(young earth creationist)的信徒不是一回事,该理论的支持者普遍接受过半吊子的教育,往往自以为是、目空一切,他们相信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的一个周六的夜晚被创造出来的。他们还相信诺亚方舟拯救了100多万种物种,只是诺亚可能忘了把恐龙带上船。鉴于当时诺亚已经600岁了,爱忘事似乎也情有可原。我所说的进化理论的反对者,都是当时科学界的巨擘,其中之一是著名法国地质学家、古生物学创始人乔治·居维叶(Georges Cuvier)。

    古生物学的字面意思是“研究古代生物的科学”,例如恐龙。居维叶发现,古老岩层里的化石与年轻岩层中的差别巨大,而年轻岩层中的化石显示,它们与今天的生物十分相似。即便如此,他依旧坚信每种生物都是独一无二的,生物独特的形态不会变化,而只在极小的范围内存在个体差别。另一个反对者是卡尔·林奈(Carl Linnaeus),他仅仅比达尔文早出生了一个世纪。林奈是现代生物分类体系的鼻祖,然而这位分类学创始人直到晚年都视生物进化为谬论。

    基督教的教义是解释这种抵触情绪好的理由。对居维叶来说,他在化石中看到的生物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生物可以进化,而是印证了造物主无与伦比的创造力。不过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要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。柏拉图对现代西方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,20世纪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·诺斯·怀特海(Alfred North Whitehead)曾直言,欧洲哲学的发展不过是循着“柏拉图的脚印”罢了。

    柏拉图哲学深深植根于抽象的数学和几何学世界。在柏拉图的世界观里,可见的物质世界反倒是海市蜃楼,不过是更高等的世界投射下的一掠缩影而已,那个更高等的世界是由各种图形组成的几何世界,比如三角形和圆形。对于柏拉图学派的人来说,篮球、网球和乒乓球有一个共同的本质,那就是球状的外形。每种球的物理特征无论如何变化,都不过是虚无的幻影,只有完美的、几何的、抽象的球形本质才是真实的。

    对于像林奈和居维叶这样的科学家来说,要实现自己的目标,即把混乱无序的生物多样性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,柏拉图式的物种概念显得方便实用:每个物种都拥有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变本质。正是因为这种“不变的本质”,所以爬行动物中没有腿和眼睑的物种被称为“蛇”。在这种柏拉图式世界观的影响下,博物学家们的日常任务就变成了寻找物种的特质。这样说反倒是轻描淡写了,事实上,在本质主义的世界观里,“物种的特质”和“物种”这两个概念的界限是模糊的,特质即物种。

    与之对比鲜明的恰恰是真实的世界,现实的自然界不断喷吐着新物种,并与原有的物种相互交融。生活在白垩纪晚期的真足蛇(eupodophis)拥有退化的后肢,而幸存至今的脆蛇蜥(glass lizard)则没有四肢。真足蛇和脆蛇蜥只是众多位于物种模糊边界的代表之一。生物进化的纷繁世界无疑是追求简洁和秩序的本质主义者的死敌。因此,当20世纪的动物学家厄恩斯特·迈尔(Ernst Mayr)称柏拉图以及他的信徒是“进化论者伟大的敌人”时,也就情有可原了。

    在帮助达尔文主义者占据上风的过程中,真足蛇化石只不过是证据之山上的一块鹅卵石而已。在达尔文生活的时期,分类学家已经将数千种生物归类,并且意识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。地理学家已经发现地球的表面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宁静祥和,新的地貌不断出现,板块之间时刻发生着折叠及岩层断裂。古生物学家在不同的岩石层中发现了不同年代的生命体,在较为年轻的地层里的生物化石往往和现今的生物相似,而那些在古老岩层里的化石则显得十分不同。胚胎学家已经向世人指出,在海里自由自在划水遨游的虾与偷偷附着在船体上远渡重洋的藤壶,在胚胎发育阶段十分相似。探险家,包括达尔文在内,则找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生物地理学模式。比如越小的岛屿上物种越少,同一个大陆东西两侧的海岸线上往往栖息着十分不同的动物种系,欧洲和南美洲的哺乳动物种类全然不同。

    如果生物多样性建立在每一个物种被独立创造的基础上,那么局面就会像一团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乱麻。而达尔文,有史以来伟大的理论学家之一,将它们编织成了自己理论中的美丽丝线。他无畏地向创世论者宣战,宣称所有的生物都有共同的祖先,把《创世记》从辩论桌上掀翻在地。

    生物可以进化只是达尔文卓越的洞见之一,除此之外,他还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。这个自然界的中心法则是他在观察动植物选种的过程中偶然想到的。《物种起源》的整个第1章都在赞叹人类育种师培育的狗、鸽子、农作物以及观赏花卉的多样性。在短短100年里,人类就从同一个祖先中先后驯养出了大丹狗、灰狗、英国斗牛犬、吉娃娃等各种品类的狗。达尔文从这个令人惊叹的人工选择过程中意识到,自然选择应该也遵循着相似的原则,只不过它所历经的时间会更长、范围也更广。新物种的变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,虽然绝大部分变异都稍显逊色,只有极少部分变异能够得到优等的性状。但无论优劣,它们都得符合一个相同的标准,那就是自然选择:只有适者才能得到生存和繁衍的机会。这个过程几乎完美地解释了生物多样性,遗传学家西奥多修斯·杜布赞斯基(Theodosius Dobzhansky)曾说:“只有在进化论的光芒照耀下,生物学的一切才有意义。”

    不过,这道进化论的光辉仅仅照亮了无数自然奥秘中的一小部分,还有一个它鞭长莫及的藏匿在黑暗中的疑问是:遗传机制。亲代将自己的遗传物质传给子代的时候,如果没有稳定的遗传机制作为保证,遗传性状,比如鸟的翅膀、长颈鹿的脖子、蛇的尖牙,就无法稳定延续下去。如果没有遗传,自然选择也就成了空中楼阁。达尔文对自己无法解释遗传的原因十分坦诚,他曾在《物种起源》中提到:“遗传的法则仍旧充满未知。”这种真诚袒露自身无知的行为令人深感敬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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